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达，与河流的灌溉和运输无疑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菏泽地处黄河流域，在黄河两岸，分布保存着众多的文化遗址和风物遗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蕴藏其中。菏泽所在黄河下游河水泛滥造成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温度适中，是中华先民们渔猎耕种、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菏泽位于中华文明中的东夷文化由西往东蔓延和儒家文化由东往西浸润的交汇交叉点，这使得菏泽在古代社会夏商周乃至唐朝都一直处于繁荣昌盛的状态中，不仅被史书誉为“天下之中”，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文明演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在这片古老的方域，留下了“三皇五帝”创业的足迹。马克思说过，“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申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对于中国神话传说，近现代以来按照研究的不同入手方法，大致有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影响力比较大的有茅盾、闻一多、顾颉刚、郭沫若、袁珂等先生所著书刊，在这些书里面都有对中华文明始祖伏羲、尧、舜的研究。古代典籍记载，菏泽境内本土庙会祭祀、民间田野传说、歌谣和戏曲中也有很多伏羲、尧、舜祖源文化相关的内容，近年来随着菏泽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五百个龙山文化堌堆研究和鄄城县富春谷林帝尧陵考古系列成果 （汉代立有 “帝尧碑”，现今明代“祭文碑”、清代“谷林云日”石牌坊尚存，尧陵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发现，推动了人们对帝尧认知从远古传说向人类起源研究的转向。

尧王信仰是帝尧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鄄城富春谷林的这一民间信仰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黄河政治文化与尧王信仰的官方祭祀

黄河流域既是我国人类文明的诞生和涵养地，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形成区。黄河政治文明所包含的亲民、民主、家国情怀、集体主义精神等在尧王历史传说中都有所体现，这也是中国政治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据《史记·五帝本纪》里记载，尧是中国古代一位圣贤明君，这是尧王祭祀曾相当长时间被列入国家祀典的原因之一。传统王朝时期，尧陵由官府主修、管理，祭祀也由官府组织。据《鄄城县志》记载,尧庙尧陵最早建于汉桓帝汉永康元年,并从当年开始奉皇帝诏书祭祀。　　此后，漫长岁月，官方祭祀之举一致绵延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传统王朝时代的官方祭祀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控制有效,祭祀有既定的步骤与礼节，官方祭祀只有特定人群才能参与，一般民众被排除在外。祭祀活动的神圣性和规范化礼仪有利于正统政治文化的宣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黄河宗教文化与尧王信仰的庙宇之争

官方祭祀退隐之后，民间祭祀逐渐活跃，庙宇修建是民间祭祀活动的第一步。鄄城富春谷林尧陵周边经济落后，民众文化水平较低，神性力量在民众中有强大影响力，关于尧王的神话传说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一系列神话传说是尧王信仰的语言载体，修建的庙宇则是尧王信仰的实物载体。关于尧王灵异传说的主要传播人群是信神民众，特别是所谓“能够请神、能被神点功”并参与庙宇管理的人员即巫性人员。如在谷林建庙宇筹建时,有些信徒借助各个神灵多次点功的传说，起到了拉拢信众、凝聚力量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郝庄人最先参与建庙。此后，桃堌堆人开始与郝庄人合作建庙。之后，桃堌堆独立出资完成庙宇其他部分的建设，包括谷林寺尧王大殿、伟人亭和空地上的捐资碑。各方之间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利益冲突，虽然各方竞相争夺的利益略有区别，但这些利益都可以通过尧陵以及尧陵上的附属(如尧王信仰、尧陵庙宇等)来实现，因此，尧陵成了他们各自实现利益的主阵地。

三、黄河民俗文化与尧王信仰的民间传播

黄河泛滥成灾是尧王民间信仰的内在推动力。谷林附近民众多年饱受黄河水患之灾。每遇水患，乡民多躲至地势较高的尧陵避难，久而久之，尧王就成了当地民众口中的能够保佑民众平安幸福的神灵。民间对尧王的认识大多来源于口头文本传承，并附会以“帝迹”之类的地方风物，从而构建起普通民众对尧王的神话信仰。

鄄城县境内与帝尧相关的民间传说丰富多彩，其内容大致包括尧王访贤、尧王真身在谷林、尧王的两个女儿争大小、尧王的儿子、邓状元写碑文、透陵碑、八角琉璃井等。灵异传说相对较多,比如水不淹尧陵、陵蛇不可侵犯、尧陵柏树数不清、尧王送碗、尧王点功、佛祖点功等传说。其中“水不淹尧陵”传说黄河发水时，洪水流经尧陵，但是尧王坟会随着洪水的涨高而涨高，坟墓始终不会被淹没，水会改道绕过尧陵朝其他方向流去。这些民间传说的广泛传播，为尧王信仰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官方祭祀淡出之后，民间力量迅速凸显，尧陵祭祀转变为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民间庙会，这也体现出文化生活中真正主体创造历史生活、参与公共领域事业的一种普遍意义。

现今尧陵庙会时间有两个，分别是农历四月初八和十月初八，每个庙会大约持续三天左右，庙会空间成为神圣与世俗的交叉地带。祭拜活动，在仪式方面灵活性扩大，所有民众均可参与。地方政府参与尧陵庙会，不再是尧陵祭祀的发起者与组织者，由会首负责整个庙会活动的组织与操作过程，不同的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

由以上分析可见，地方民间信仰形成和扩散的过程，是地方势力如何拥有社会权力的一个制度安排和实现的过程，通过重构民间信仰，把所掌握的信仰礼仪经典知识、安排民众祭祀秩序的组织过程转换为地方威望和地方权力的潜移默化的塑造。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持续对历史传统、官方、市场和村落利益的动态平衡，以建立一个不断修正的柔韧的文化关系网络。　　民间信仰活动的持续是中国向现代转型中传统文化意义的体现，由此而形成了以此民间信仰为重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尧王历史传说中所体现的黄河政治文化暗合了传统政治中大一统、圣明君主等的开明统治需求，尧王神话传说中所体现的尧王亲民爱民护民等形象契合了黄河流域饱受河患之灾的民众平安生存需求和团结互助之心，尧王灵异传说中所体现的神性力量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敬畏之心和道德约束力量，三股力量借助官方祭祀、庙宇修建和文化网络等推动了鲁西南及周边尧王信仰的形成和传播。随着地方村民对乡村物质依赖的减弱和城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生活空间会催生新的文化，更多地取决于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察应坤，山东大学；邵瑞，菏泽学院，原载《菏泽学院报》2020年7月17日第3版《理论与实践》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