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书记的一记耳光》——聚焦为改革自扇耳光的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的文章，让这位如今早已退休的老人在网上火了。
作为敢为人先的改革先锋，周振兴为何当众自扇耳光，这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018年8月，记者在青岛一处幽静的庭院里，见到了步入耄耋之年的周振兴老先生。虽然已经是92岁高龄，但谈及过往，老先生依旧神采奕奕，声音较于往常，更是抬高了几分，彷佛那一场春雷般的改革就在眼前。
“白天喝稀汤，晚上光尿床，不怨爹，不怨娘，就怨地里不打粮…”谈起当年刚刚调到菏泽的场景，周振兴引用了当时民间的顺口溜向我们描述了当时农民生活的状况。
1958年，中国农村实行公社化体制，土地收归集体，“吃大锅饭”的时代就此开始。“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劳作的积极性，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间，农业没有翻过来，一直到1978年。
1977年9月周振兴刚开始主持菏泽地委工作，便开始了下乡考察，来到了东明县一位叫张殿兴的农民家里。
“土坯堂屋只剩中间一间，屋里只有一个大地铺。”这是周振兴走进张殿兴家的第一印象。
“当时在张殿兴家，我问他吃什么饭，并走向他的厨房。老两口拦着我，不愿意让我进去。我从篮子里拿出高粱壳做的菜团子，掰开咬了一口，又苦又涩，咽不下去。”讲到这里周振兴有些哽咽，“张殿兴的妻子急急忙忙说：俺不苦，就是现在地里不收啥。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当时我就受到刺激了，我的泪当时就止不住流下来了。”
当天晚上周振兴和县里的同志研究到半夜一点多，决定把小井村和周围的几个贫困村成立新的工作组，从县里抽调干部去加强领导。之后，周振兴做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策：把全县的盐碱地分给农民。此举开启了山东土地改革的闸门，从此山东农村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提及媒体报道中的“一记耳光”，周振兴告诉记者，“当时这样的事情很多，打一巴掌也是情不自禁。这个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作为领导干部工作没做好，自责是应该的。”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仲春时节，周振兴去曹县看望一位曾经为革命做出很大贡献的重病老人伊巧云。在伊巧云家中，当他询问老人有什么要求时，伊巧云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
“生重病的老人，在我们的领导下，竟吃不上半碗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我们这些大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回到县里开会时，周振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懑，不禁扬手扇了自己一耳光，在场的同志无不动容，陷入愧疚和自责之中。
“当时，想吃猪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振兴表示伊巧云老人的要求更加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
在1977年秋天，周振兴在曹县调研时，遇到了三四个老太太，就问道，“群众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啊？”
其中有一位老太太说，“啥要求，快死的人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吃上口猪肉呢！”交谈间，两头在场里乱跑的老母猪，让周振兴陷入深思，“明明养着猪，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吃上猪肉呢？”
后来，为了解决群众的吃肉问题，周振兴就提出来“两把刀”政策--“‘一把刀’留给公社屠宰站，按照规定杀猪；‘另一把刀’给自己养猪的农民，经过市管所批准之后，他们杀的猪，可以上市。”这“两把刀”一经推出，整个市场大变样，“农民吃上猪肉高兴的不得了，但到了省里就不行了，通不过。”周振兴提出的“两把刀”，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省里会议上，周振兴和许多同志就此事争得不可开交。迫于周振兴的坚持和执拗，最后省里领导只好默许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证实‘两把刀’是行得通的，报纸头版也刊登了。”
三个月的农村走访，农民在公社化体制下的贫苦生活，深深刺痛了周振兴的心。回到市委的周振兴终于坐不住了，在1978年大年初三就召开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整理出八条会议纪要，简称“菏泽八条”。“菏泽八条”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架空了生产队，包产到组。而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只有一步之遥。
“八条我记不很全了。还记得是农村开‘四放’，开放集市贸易，允许走向船户，允许社员饲养大牲畜…”回想起当时的会议纪要，周振兴喜中有忧，“头一次开会反应不大，第二次又开会，有点反应，但是也不大。干部怕跟着你犯错误，推不动。”
眼看自己改革推行受阻，周振兴内心十分焦急。1979年2月周振兴再次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并发表了8小时的讲话，“如果叫我当地委书记，我就让老百姓吃饱饭，不然地委书记我宁可不干！”回忆起当年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一番苦口婆心的话，周振兴眼睛湿润了。
“当时改革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干部害怕犯错，都不敢响应，”为了给县委书记们吃颗定心丸，周振兴特意对他们讲，“请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这段话记下来。不要怕，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搞错了，上级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有人告状告到北京打官司，我陪着去。”
会议结束后，周振兴要求把讲话录音在各个公社广播上进行了播放。尽管当时已是春寒料峭，但农民在第一次听菏泽地委书记如此振奋人心的讲话时，还是备受鼓舞。
尽管土地改革得以开展，但在周边地区还是引起了巨大非议，不少兄弟市的同志更是以“刮妖风”来挖苦讽刺。相较于这些讽刺，一篇央媒的报道，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让周振兴睡不着觉。
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条读者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反对搞分田包干。这篇稿子的发表，让周振兴压力陡增，为此，他还专门找了一些同志谈过，但最终还是果断作出了决定：顶住！
实践证明，对土地改革超乎常人的坚定，得到了回报，菏泽在第一年就迎来了丰收。1981年，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了净调出地区。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占山东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菏泽，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粮，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土地改革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40年前小井村的改革成为菏泽乃至华北地区迈出的土地改革第一步。如今的农村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们已看不到菏泽当年的破瓦旧屋，但是那些以土地改革为基石成长起来的城市高楼和现代化产业，都留下了大包干的时代印记。
现今，菏泽的农村土地又开始了集中管理、科学种植的新型土地改革，在某一个历史节点上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这就是改革的意义所在。
